浮光与沉璧

夏禹在安徽省中部的一座县城度过了少年时光，2001 年因求学来到北京。他最初那个阶段的创作几乎都取材于家乡的回忆，并且在其中凸显出一条自我成长的线索。类似于李迪的《风雨牧归图》那样的古典杰作似乎对于他的构图法有着源泉般的影响，在艺术史之外，他也深受电影和文学叙事的启发，往往将人物设定为画面中的主体，并且几乎都是近景式的呈现；从小城的成长经历，再到大都市的生活体验与观察，他以个人的自传性逐渐辐射到身边的人和环境，以文人笔记般的语调，记述年代的变迁，生命不同阶段的到来和身份的转换。最初的那些作品并非一种现实主义的还原，而是提炼了个人记忆中的瞬间并连同复现了往日的种种日常情境，由此将我们带回一座已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却又保留着过去的底调、节奏或面貌的地方：春郊采茶的人们。吃蛋炒饭的男人将出了故障的小电视机举在空中摆弄着。穿着在当时称得上时髦的女性挎着包，穿过自家的客厅去上班。母亲在可能很不争气的儿子背上刺下对他的期许：“有房有车”；那里的人们和别处的人们一样，似乎热衷于游玩时把拍照留影当作一项重要内容，所取的景既可以是山上、水边，公园的石狮子，也可以是新建成的高楼——在这些画面中，相信也是在那座县城里，新的生活方式与旧的价值观念并非以一种尖锐的冲突感相互撞击，而是以来不及回味的速度杂糅成一处，也许只有《中介带来好消息》（2014 年）里的那位老奶奶不愿从旧沙发上起身，离开她斑斑驳驳但印满记忆的家。撇开他所触及的年代背景，在更接近个人成长的内在脉搏方面，他创作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姐姐》（2013 年）：一个青春期的女性裸体坐在床沿，迎向窗外少年的视线，这幅作品的构图是电影里正反打镜头的有意识运用，表达的内容连通了我们身为少年时的共同记忆，浑噩而日渐浓烈的荷尔蒙需要找到一个大上几岁的异性进行想象性地释放。这幅画令联想到艾瑞克·费歇尔（Eric Fischl）在《坏男孩》中表现的那种窥视欲，还有电影《我记得，想当年……》、2《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美国往事》的某些片断。同样是采用正反打镜头，三年之后夏禹的视角已经变得成人化：《窗外有大风雨》（2016 年）中的那对年轻夫妇，带有霍珀式的隔阂感，两个人物的视线相互背离，女性的裸体迎向一道窗纱缝隙里的雨景，墙上的婚纱照反衬出此刻的对峙状态。这些县城生活的瞬间，连同上着绿漆的墙和窗框，或热水瓶的图案，既散发着怀旧的温情，却又道明了笼子般单调、沉闷的地方特性。《窗外有大风雨》中的那位女性，似乎也很难成为出走的娜拉，待到败坏的情绪被释放之后，和解就会在或长或短的冷战之后到来，太阳照常升起，生活中的一切还那么继续，还会有争吵，还会有和解……然而，总有人想要出走，并且真的会离开，就像《新青年》（2013 年）中那位做俯卧撑的男孩，他的自我训练暗示了一种决心：总有一天，他会告别故乡，把墙上挂着的那一幅地图，变成他有力的脚步之下实在的舞台。当夏禹转向于都市题材的创作时，他依然聚焦于人物的状态，视角沿自身的生活轨迹向周边继续展开辐射——随着环境的变化，画中人物的身份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变化，并且，伴随着中年的悄然而至，他有意识地记述了个体生命处于压力之下的普遍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