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牵羊个展“雨夜屠夫”

展览名称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香港的一起连环谋杀案。凶手杀害四名女性后, 自诩“雨夜屠夫”。该案件在当时的珠三角地区引发了广泛的震荡，流行文化亦持续对其进行再生产，衍生出数量可居的影视作品和媒体叙事，甚至产生过模仿案件。但通俗意义上的解读，总是不出意料地将凶手变态化，亦或是把犯罪行为归因于某种不幸的家境或童年，同时也将暴力例外化。然而，将暴力归咎于失常、邪恶或不幸，就能够将它的影响逐出日常，使受其震荡的“我们”幸免于难、保全灵魂吗？这是否是一种文化意义上对暴力的豁免？作为第三者的“我们”——每一个听闻、收看、或与其擦身而过的人，在暴力的流通中，负有何种责任？意识形态优越主义（supremacism）的撇清是否也是不可承受之对象已经和“我”产生关系、并不断侵扰“我”的反证？这大概是最初引动艺术家左牵羊的问题，或许可以说是困扰，因为我们将看到她作品中所储积的并不容易的缠斗。

“雨夜”提示着一种矛盾的情景：冷厉，冲刷痕迹，掩藏证据；却又关联一种感伤情绪，感怀诗作中似乎总是包含着一个雨夜的意象。同一种条件裂为两种伦理挪用。而这种双重性，也隐含在左牵羊的创作中。她总是被源于结构性歧视的东西激发，但在如何进入对象时常显得反反复复和小心翼翼。开始于边界清晰的硬笔轮廓，然后反复涂改、覆盖、模糊、重绘。她的绘画形象中常常用到少女漫画的表现方式——大眼睛和夸张表情作为一种直接通向内在性的非语言界面。但她同时又从纯粹情感中撤出，她会像写论文一样搜寻叙述参考，画面中常常堆叠着压倒性的引用和影射。转而又在场景中留下一个“窗口”，暗示自己和观众都在他者真实的外部。她想要一击即中，又反复诘问每个决定。她渴望一个女先知告知启示，但又不断告诉自己先知的告知即是预言无法预知。她的精疲力竭偶尔也会嘲弄自己。展览中部分作品模仿了刑侦手段中常用的鲁米诺反应效果，在紫光灯的照射下，画面才会显示在日光中隐匿的荧光痕迹与标记。但她偶尔也会记不清自己到底把什么藏了起来。整个展览像是一次侦探式冥想，反复与线索和痕迹纠缠，重新装配、铺陈一种理解关系性现实的进路，且阻滞重重。形象与情节在不同画面之间的彼此穿越，一个事件渗入另一个事件，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横向的社会性关联。在我们绵长又偶然断裂的对话中，我总是会想到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的工作。贝兰特认为占据现代主体“真相”位置的，并非福柯所说的性，而是情感。情感为主体带来的并非是自我确认，而是认识论上的扰乱。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依附和作为基础设施的不连贯情动体验，其中包括我们所欲求的美好带来的意外不适，也包括已然内嵌于日常中的暴力所带来的不可承受。自由主义主体式的主权幻想所允诺的乐观主义往往把社会性震荡内化为私人选择，将结构性问题例外化。而非主权状态（nonsovereignty）才是一种现实主义，一种生命的先在状态。非主权关系的体验是一种不便。在《关于他人的不便》（On the Inconvenience of Other People）一书中，贝兰特认为不便驱力（inconvenience drive）促使我们持续处于与对象间的不连续和不对称依附中。而“存在于世却不欲望世界”作为一种政治性的情动效应，既是我们在遭遇创伤、失范、挫败、厌恶或某种破碎感后的症状，也形成一种不再寻求整合规范性的基础设施。在这样一种条件中的实践，并非意味着将解离浪漫化为一劳永逸的出口，亦不渴求于回返和修复那个规制“世界”，而是在摩擦中持续松动、走向别处。